BOB半島《幻象》，[美]丹尼爾·布爾斯廷著，符夏怡譯，南海出版公司︱新經(jīng)典文化，2023年7月版，336頁，69.00元

　　六十年前，丹尼爾·布爾斯廷（Daniel Boorstin）在《幻象》（The Image, 1962）一書中試圖通過“我的個人經(jīng)歷：我看到的廣告牌、我讀過的報紙雜志、我聽過的廣播節(jié)目、我看過的電視節(jié)目、我看過的電影、我每天收到的郵寄廣告、我在店里見過的商品、對著我講過的銷售話術(shù)、我聽過的對話、我在身邊感覺到的種種渴望”，總結(jié)美國的當代生活，使之變得通俗易懂。他十分坦誠地承認，“20世紀美國所具有的傾向和弱點，也是我自己身上的”。因此，《幻象》如他所說，旨在為新的美國荒野描繪一份粗略的地圖，而所有的美國同胞都為此提供了一手資料。最終的要旨在于：“美國人日常經(jīng)歷中雞毛蒜皮的小事，回答了我們生活中最重要的問題，那就是，我們所相信的真實是什么？”

　　在眼下這個信息如洪流呼嘯而來的時代，讀者或許會懷疑六十年的歲月是否黯淡了布爾斯廷觀察的光澤。事實上，《幻象》中蘊含的真知灼見是如此精辟，以至于我們觸目所見的風景似乎都是布爾斯廷式的（歷史學家史蒂芬·惠特菲爾德語）。當年他所追蹤的剛剛冒頭的、令人惱火的現(xiàn)象如今像浮油一樣持續(xù)在美國場景中蔓延，并早已越出美國的水域而造成更大面積的“污染”，因此我們似乎不得不對此加以新的說明：居伊·德波（Guy Debord）提出了“景觀社會”（society of the spectacle），讓·鮑德里亞（Jean Baudrillard）提出了“擬像與仿真”（simulacra and simulation），翁貝托·艾柯（Umberto Eco）提出了“超現(xiàn)實”（hyperreality），更不必說進入互聯(lián)網(wǎng)時代之后，人們遭遇無處不在的“后真相”（post-truth）和“假新聞”（fake news）。

　　布爾斯廷本人則不那么老練。他一開始就承認：“我不能描述什么是‘現(xiàn)實’，我知道這有可能讓我成為更淵博的哲學家同行眼中的活靶子。但我可以自信地說，今天宰制美國經(jīng)驗的，并非現(xiàn)實。”其實他大可不必如此自謙，因為自從海德格爾大行其道，那些淵博的哲學家后來都成了布爾斯廷的同類。在拒絕了真理的符合論之后，這些同行中的許多人自己也放棄了定義“現(xiàn)實”的努力。

　　相反，布爾斯廷在書中大膽宣稱自己只知道“現(xiàn)實”不是什么。當代美國人生活在一個“同義反復的經(jīng)驗時代”，寧愿選擇代用品而非真實，人工而非自然，遙遠而非直接。由于再現(xiàn)經(jīng)驗和傳播圖像的便利性日益增強，布爾斯廷所稱的“圖像革命”（Graphic Revolution）削弱了人們直接面對生活的能力，并使其容易受到那些創(chuàng)造事件（“偽事件”）的人的操縱，這些事件旨在鎖定人們的生活?，F(xiàn)在所有人都置身于一個迷人的鏡廳之中。因此，“使我們憂心忡忡的，不是現(xiàn)實，而是我們用以取代現(xiàn)實的形象”。難怪在《幻象》出版后的幾十年內(nèi)，美國四到六歲的孩子被問到他們更喜歡電視還是父親，百分之四十四的人回答喜歡電視。

　　《幻象》的前半部分是圍繞歷史衰退的主題組織的。關(guān)于新聞、名聲和旅行的章節(jié)建立了一個歷史基線，作者將其定位在幾個世紀或更早之前。那時沒有新聞代理人或采訪員，沒有公關(guān)人員或旅行社，沒有明星的代筆作家或政客的演講撰稿人。偉大的光環(huán)是建立在模范行為和杰出才能的基礎上的。新聞往往是有文化的人的專利，而那些沒有權(quán)勢和財富的人不會出國旅行或參觀博物館。但是，由印刷機引發(fā)的圖像革命，后來進一步被大眾傳播的魔力和大眾文化的誘惑所增強，將經(jīng)驗轉(zhuǎn)變?yōu)楹铣珊湍笤斓臇|西。因此，美國的史詩變成了對承諾的違背。這一承諾來自亞伯拉罕·林肯那句廣為人知的格言：“你或許可以暫時欺騙所有人，你甚至可以永遠欺騙一些人，但你不可能永遠欺騙所有人?！边@成了美國民主信仰的基石。

　　布爾斯廷說，林肯這句吸引人的口號建立在兩個基本前提之下。首先，虛假和真實之間有清晰明顯的分界，煽動者用來欺騙人們的謊言和永存的真理之間界限分明。第二，人們喜愛真實勝于虛假，當必須要在單純的真理和做作的形象間作選擇時，他們會選擇真理。然而在圖像革命（即人類制作、保存、傳輸并發(fā)布清晰圖像的能力獲得了爆炸性增長）之后，這兩個前提再也不符合事實了。

　　美國滑向一條向下的軌跡，讓民眾面臨“非現(xiàn)實（unreality）的威脅……我們可能是史上第一群有能力把幻覺變得如此多彩、如此有說服力、如此‘真實’以至于可以生活于其中的人民。我們是地球上最沉溺于幻覺的人民”。由于美國人“愛上了自己的形象”，因此注定會遭受挫折。雖然他們努力擴大自己的世界，讓生活變得更有趣、更多樣化、更激動人心、更多姿多彩，但從長期來看，這些努力都只有反效果。這一現(xiàn)象被布爾斯廷稱作鏡像效應。“我們孜孜不倦、費盡心思地擴充自己的體驗，卻在不知不覺間把它變得狹窄了。在瘋狂追求意料之外的事物時，我們卻只找到了自己為自己準備的意外驚喜?！F(xiàn)在，我們所有人都和自己糾纏在一起。無論在哪里，我們看見的都是自己在鏡中的倒影?！?/p>

　　誰是罪魁禍首？布爾斯廷將大部分責任歸咎于肆無忌憚的炒作，或者說歸咎于H. L.門肯（H. L. Mencken）所嘲笑的“空談”（buncombe）。他斷言：廣告的興起帶來了整個社會對真相概念的重新定義?！爸匾牟辉偈钦嫦?，而是逼真度?！币虼?，“比起真實，更重要的是聲明要可信”。這種轉(zhuǎn)變使得騙局更容易得逞。真相與謊言之間界限的消失是文化喪失的癥狀，是對廣告線年布爾斯廷去世時，《衛(wèi)報》的訃告將《幻象》評價為“一部關(guān)于廣告和公共關(guān)系的黑色藝術(shù)和腐化影響的精彩原創(chuàng)”。布爾斯廷用大量篇幅論述了廣告人的幻覺藝術(shù)。他引用了P.T.巴納姆（P.T.Barnum）的例子，稱其是第一個發(fā)現(xiàn)“公眾多么喜歡被欺騙”的廣告商，也堪稱偽事件的最初創(chuàng)造者和商業(yè)化者之一。巴納姆深知認知不穩(wěn)定的深遠力量。他憑直覺理解到，美國人認為有很多事情比現(xiàn)實更令人愉快。所以，并非欺騙公眾有多么容易，而是公眾樂在其中，不僅被欺騙所吸引，而且還被“舞臺機械、捏造和投射形象的過程”所吸引BOB半島。布爾斯廷將欺騙和自我欺騙置于現(xiàn)代性的核心。

　　“制造這些充斥我們體驗的幻覺，成了美國的生意，而且是美國最有誠意、最不可或缺、最受尊崇的生意。我指的不僅僅是廣告、公關(guān)和政治說辭，還有那些意圖告知、安慰、完善、教育、提升我們的一切活動?！倍羞@些活動的有力展現(xiàn)是“形象”（image），在布爾斯廷的概念中，“形象”既是字面意思（圖片、照片等）上的，也是比喻意義上的：它是形象在文化上的首要地位的簡稱，也是一種以輕率的巴納姆式假設來對待現(xiàn)實本身的方法的簡稱。嚴格來說，形象是現(xiàn)實的復制品，無論是電影、新聞報道還是廣告海報，它都比現(xiàn)實所希望的更加有趣、戲劇性和誘人。

　　因此，形象不僅如布爾斯廷在書中所說是“合成的、可信的、被動的、逼真的、簡化的、曖昧的”，而且從根本上來說它是民主的，這是大眾反復為自己選擇的一種幻覺，直到不再將其視為一種選擇。布爾斯廷認為，形象創(chuàng)造出“把我們與生活真相隔離開來的非現(xiàn)實叢林”。它們不一定是謊言，但總有可能是——這就是我們的焦慮所在。

　　《幻象》不僅揭示了事實與虛構(gòu)之間的模糊，也揭示了英雄與名人之間的混淆。評論者舉出一個例子：1982年，伊麗莎白·泰勒提起訴訟，要求停止一部未經(jīng)授權(quán)的有關(guān)她生活的電視電影。她無意中證實了馬克思所說的“商品拜物教”：“我是我自己的產(chǎn)業(yè)。我是我自己的商品?！辈皇撬牟湃A，也不是她的活動，而是她的整個生活都被簡化為一種產(chǎn)品，不僅有價值，而且有價格。這種資本主義版本的奇異超圣體，絕妙地證明了布爾斯廷對名人的定義——“因其知名度而聞名”的“人類偽事件”（a “human pseudo-event”）。

　　布爾斯廷認為，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，美國領(lǐng)導人開始變得像“媒體明星”，而不是政客。對名人和偽事件的強調(diào)瓦解了嚴肅性，無疑助長了政治惰性，導致選民投票率持續(xù)下降。也許正是“光環(huán)之后空無一物”的感覺，導致頹廢情緒蔓延。美國人傾向于將表演視為政治和文化生活的一個特征，所以，在那以后，毫不奇怪BOB半島，他們先后選出演員和真人秀明星做他們的總統(tǒng)。媒體操縱的技巧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公民生活的資格。在當權(quán)者手中，在象征性政治的實踐者手中，姿態(tài)已成為政策的替代品。因此，里根時期的白宮新聞發(fā)言人拉里·斯皮克斯（Larry Speakes）作為公務員的最后一次演講頗具諷刺意味，他于1987年在國家新聞俱樂部發(fā)表演講，希望政策的基礎是什么對美國人民最有利，而不是什么在電視上最好看：“我們不要寫一個電視腳本，然后為晚間新聞設計一個事件?！?/p>

　　吊詭的是，在另一個層面上，《幻象》也可以視為對美國人創(chuàng)造性地打造的新世界的致敬。在布爾斯廷1987年出版的散文集《隱藏的歷史》

　　Hidden History）中，他節(jié)選了《幻象》一書的三個章節(jié)，但寫下了如此的介紹：“在這些實驗和進取的場景背后，我們瞥見了‘科技之勢’?！薄霸谖覀冏詣?chuàng)世界的驚喜中，‘科技之勢’開始變得不祥?！畟问录覀冏约簞?chuàng)造的體驗——開始向我們隱藏現(xiàn)實，混淆我們對現(xiàn)實的感知，把我們從英雄的世界帶向名人的世界，將我們從旅行者變成游客?！钡つ釥枴げ紶査雇?/p>

　　對于游客來說，美國文化在世界上的影響已經(jīng)變得顯而易見，它不僅是精明的美國消費品營銷商的收入來源，當然也是一個引發(fā)熱烈學術(shù)興趣和大眾感情的主題。無論是電影還是音樂，游戲還是社交媒體，歷史上沒有哪個國家能像美國那樣征服地球。一個世紀以來，這種文化的吸引力一直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。在全球大部分地區(qū)，在美國實力的推動下，美國式幻覺幾乎是不可避免的。到目前為止，它們常常與當?shù)氐牧晳T和價值觀交織在一起，以至于美國以外的世界的異國情調(diào)已經(jīng)內(nèi)化了。在這方面，布爾斯廷的書是如此切題；但如何識別和理解美國社會最引人注目的品質(zhì)呢？它的歷史運動規(guī)律是什么？

　　就在《幻象》出版的兩年前，布爾斯廷斷言，“如果歷史學家有任何功能的話……那就是注意到經(jīng)驗的豐富特殊性，尋找生活的辛辣芳香。作為人文主義者的歷史學家是所有經(jīng)驗的不可重復性的擁護者”。這一角色與《幻象》最重要的論點無法協(xié)調(diào)，因為此書恰恰認為經(jīng)驗已經(jīng)變得同質(zhì)化、貧乏、缺乏趣味性，無時無刻不在遙控之下運行。不過也正因如此，《幻象》的想象力更加令人印象深刻，因為它的主旨與作者最具個性的沖動和觀點相悖。一般評論家大多稱贊布爾斯廷帶來的令人沮喪的信息尖銳而有趣，盡管在學術(shù)期刊上討論這一問題的專業(yè)歷史學家覺得布爾斯廷的行文“令人厭煩”“瑣碎”和“印象派”。媒介學者的看法則是另外一路：馬歇爾·麥克盧漢（Marshall McLuhan）指責布爾斯廷“傾向用道德上的反對來代替洞察力”，并“從逐漸消退的機械文化的固定點來看待即將到來的電子文化”。

　　確實，《幻象》來得有點早，未能抓住電視的中心地位。但麥克盧漢誤讀了布爾斯廷的“道德上的反對”——這本書并不是對美國文化正在走向衰落的哀悼警告。書的前言令人安慰地堅稱BOB半島，這本書是出于“對美國的熱愛和對美國的驚訝”而寫的。布爾斯廷甚至明白無誤地說：“我們的問題并不源自我們的弱點，而是源自我們的強項。它們源自我們的學識、財富、樂觀主義以及進步?！被蛟S他還應該加上一點：也源自美國人的技術(shù)。

　　布爾斯廷對圖像文化的反對也沒有像尼爾·波茲曼（Neil Postman）的《娛樂至死》

　　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，1985）那樣激烈，后者堪稱前者的精神續(xù)篇。（就連兩本書的副標題都有某種連續(xù)性：布爾斯廷的叫做“美國偽事件指南”，波茲曼的叫做“演藝時代的公共話語”。）在波茲曼的時代，電視意味著引人入勝的視覺事件，意味著風格和外觀勝過可操作的信息。他繼承了布爾斯廷的“偽事件”理論，提出電視是“偽語境”（pseudo-context）的集大成者。電視“使娛樂本身成為表現(xiàn)所有經(jīng)驗的自然形式”，而當所見即所信，理性話語的程序本身就受到了威脅。美版《娛樂至死》

　　在“即將到來的電子文化”遠未占據(jù)主導地位之時，布爾斯廷這位未來的國會圖書館館長還對人們的覺醒抱有期望。盡管布爾斯廷本人對美國獨特的新氛圍的關(guān)注使其筆下的體驗多少變得有點“同義反復”，但《幻象》也屬于它的時代。當時人們（不僅是保守派）普遍認為，物質(zhì)問題已基本得到解決，美國下一步面臨的是真實性危機。布爾斯廷的觀察是，“我們不是被現(xiàn)實所困擾，而是被那些我們用來代替現(xiàn)實的形象所困擾”，貝蒂·弗里丹（Betty Friedan）的《女性的奧秘》

　　The Feminine Mystique, 1963）對形象制造者的抨擊也基于同樣的假設。這里的指導思想既不是自由主義也不是保守主義，而是女權(quán)主義。核心問題再次指向欺騙的影響：弗里丹強調(diào)了她和她認識的女性如何“生活在謊言中”，它是由男人、專家、媒體和機構(gòu)所延續(xù)的謊言，這個謊言就是“女性的神秘感”，把女性囚禁在家里，充當妻子和母親，她們對創(chuàng)造力和意義的渴望通過消費的虛假承諾得到滿足。這與布爾斯廷的觀察驚人地類似。我們也可以在其他美國同代人那里，讀到與布爾斯廷相同的憂慮：保羅·古德曼（Paul Goodman）在《荒誕成長》（Growing Up Absurd，1960）一書中將焦點集中在“年輕人的不滿情緒以及技術(shù)官僚機構(gòu)中缺乏人道價值觀的現(xiàn)象”上，指出社會中“有價值的機會”的匱乏會阻礙教育和成長，而一種逆來順受的態(tài)度導致青少年“扮演”人們期望他們具備的品質(zhì)。約翰·肯尼思·加爾布雷思（John Kenneth Galbraith）則認為，“傳統(tǒng)智慧”阻礙了美國人對糾正私人放縱的必要性的理解。由于布爾斯廷在《幻象》中比上述任何一位批評家都更深入美國社會的肌理，因此他與激進主義觀點的關(guān)系其實比與他通常所贊同的樂觀保守主義的關(guān)系更為密切。瓦爾特·本雅明的論文《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(shù)作品》直到1968年才被翻譯成英文（《幻象》中的參考文獻也沒有引用這篇文章），它預示了布爾斯廷的第四章。事實上BOB半島，《幻象》的整個論點更接近赫伯特·馬爾庫塞的《單向度的人》

　　One-Dimensional Man，1964），也接近法蘭克福學派對技術(shù)勝利和大眾文化空虛的批判，而非上一代的美國實用主義或政治保守主義。法蘭克福學派思想家霍克海默、阿多諾、哈貝馬斯

　　《幻象》的思想淵源并不明確，布爾斯廷對任何大型哲學問題的回避似乎是典型的美國風格。但其實作者可能承認，他的作品更容易追溯到歐洲大陸的思想。早在1843年，照相機發(fā)明后不久，費爾巴哈就給“我們的時代”貼上了這樣的標簽：“重形象而輕事物，重摹本而輕原物，重再現(xiàn)而輕真實，重表象而輕存在?！瘪R克思和恩格斯在《德意志意識形態(tài)》中提出的疑問，“如果印刷機存在，這世上是否還可能有《伊利亞特》”，暗示了布爾斯廷對圖形革命重塑話語結(jié)構(gòu)的強調(diào)。在夸大媒介對認知的影響方面，麥克盧漢與布爾斯廷并沒有太大不同。

　　不過《幻象》的價值與其說來自它所建立的知識淵源，不如說來自該書所描述和預見的美國文化的相關(guān)特征。對于這種文化的合成性、虛幻性和華而不實的特征，有什么補救辦法嗎？除了保持警惕之外，布爾斯廷無法提供任何解決方案。沒有立法、沒有政策、沒有新的機構(gòu)來筑堤抵御偽事件的泛濫。作者只要求讀者對身臨的困境有深刻的認識。他認為BOB半島，祛魅的任務最終是讀者的任務。他開出的是每個人都必須解放自己的個人主義藥方，以求知來治療，“了解我們的疾病，探索折磨我們的事物，可能是唯一可行的療法”。

　　面對大眾文化的陰險影響，法蘭克福學派成員將他們的著作作為抵抗的一部分，作為對現(xiàn)實予以“大拒絕”（the great refusal）的貢獻。（馬爾庫塞對發(fā)達工業(yè)社會存在的“總體異化”現(xiàn)象開出的藥方，即要同“現(xiàn)存的一切東西進行完全的、徹底的、絕對的決裂”。）面對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，沃爾特·李普曼（Walter Lippmann）的《輿論》（Public Opinion, 1922）提出了通過建立“情報機構(gòu)”來促進深思熟慮的解決方案。面對圖形革命虛幻的后果，布爾斯廷除了保持警惕之外沒有提供任何補救措施：“我們每個人都必須清醒過來，必須調(diào)節(jié)自己的期望，必須讓自己準備好接收從外界而來的信息。第一步就是開始懷疑，認清確實存在一個外部世界”——作者如是總結(jié)。由此，僅僅看見形象是不夠的，必須看透形象?；蛘哒纭秶醢嗟住罚ˋll the Kings Men，1946）中的一句話：“歷史是盲目的，但人不是?！?/p>

　　正是在此處，《幻象》顯示出了它的局限性。布爾斯廷并不了解文化對環(huán)境的適應性。對形象的迷戀并不一定是污點。憑借形象看世界有其自身的道理——它不同于以往看世界的方式，但未見得就劣于那些方式。有時人們不想要原物，只想要模仿，并不是因為他們在文化上空虛無力，而是因為他們想要從布爾斯廷所推崇的現(xiàn)實之重中解脫出來。

　　在歷史的后視鏡中，物體可能看起來比當時更大?；赝^去，我們更容易認清上個時代的人可能朦朧注意到或理解的事物的意義。1960年，布爾斯廷斷言“我們最偉大的歷史學家——無論他們還做了什么——以某種方式增進了我們對過去特定時間和地點的生存意義的理解”。這就是《幻象》一書的初衷。與六十年前相比，形象喪失了新奇性，但其對人類社會的影響與日俱增。也因此，《幻象》值得深思、延伸、廣為推行，而不僅僅是出于它的知名度。